● 学上海“拍牌”？

    牌照均价6万 造就史上最贵“铁皮”

    为解决上海交通拥堵的状况，1994年开始，首度对新增的客车额度实行拍卖制度，上海开始对私车牌照实行有底价、不公开拍卖的政策，购车者凭着拍卖中标后获得的额度，可以去车管所为自己购买的车辆上牌，并拥有在上海中心城区(外环线以内区域)使用机动车辆的权利。

    由于每月仅有9千个左右的额度，所以十几年来上海的牌照拍卖价格也是水涨船高，5月份创下最低成交价64000元的最高记录。而上海牌照也被戏称为“史上最昂贵铁皮”。过高的上牌费负担的确有效遏制了上海地区的交通拥堵状况，千人机动车保有量也远低于北京和广州。上海的拍牌限牌政策实行得较早，是牺牲了上海汽车行业的发展来换取的交通通畅。而过高的牌照费也剥夺了一部分收入较低的人群购买低价代步车的权利。

    ● 上海的牌照拍卖存在哪些问题？

    上海的拍照拍卖最早是以暂行办法的姿态出现的，但是在平稳运行了十几年后这几乎已经成为了一套常态化的规则。虽然很多人都反复抨击过这种拍卖政策的弊端，但上海市政府表示现在还没有其它更好的解决办法来代替“拍牌”。那上海的牌照拍卖究竟有那些弊端呢？

    1、资金流向不透明，或成腐败温床

    以上海现在每年将近12万辆的新增上牌名额来看，每个上牌名额的出售均价以5万元计算，即每年光牌照拍卖的一项收入即达60亿元。虽然市政府反复表示这些钱会用来修路造桥，发展公共交通系统，可是一直以来都缺乏详细的资金流向说明。如此巨额的收入难免会成为权力阶级的腐败温床。

    2、购车成本升高，剥夺低收入人群购车权，造成社会不公

    现在上海的牌照价格已经基本上与一台合资小型车的裸车价持平，对于收入不高但又有购车需求的人群来说是一笔非常大的负担。但对于那些购买百万豪车的富人来说，牌照费只是购车总价中很小的一部分，基本不会对其造成影响。而这也使得上海的富人购车者增多，豪车增多。汽车脱离了其作为代步工具的作用又重新沦为了炫富、攀比的工具。而这种不公是在一个现代社会所不应该出现的，路权是全民共享的，而不应是富人独享。

    3、拍卖软件存在漏洞，难以做到公平、公证

    在实行了十几年后，上海的拍照拍卖已形成了极为成熟的产业链。无数代拍公司利用自己开发出的软件，截取拍卖系统的数据资料，通过分析统计计算出拍卖底价从而提高自己的拍卖中标率。这对自己参加拍牌的个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私人拍牌者只能以高价来博成功率，最终导致了牌照单价一次次创出新高。

    ● 广州是否适合采用“拍牌”？

    广州拍牌引发网友担心(来自新浪微博)

    坦白讲，个人是不太认可广州采用“拍牌”政策的。广州作为珠三角经济圈的重要引擎之一，大量的外来人员在广州创业，私企十分繁荣。而对于创业初期的外乡人来说，一台入门代步车或者小货车是非常重要的工具，这些车三五万的售价对于创业初期的人来说也压力不大。但是一旦牌照的售价被炒到六、七万的时候，很多来广州创业的外乡人或许只能无奈地往创业成本更低的周边城市转移。失去了这些最富有冲劲的年轻开拓者，广州如何保持自己的经济活力很令人担忧。

    小结：“拍牌”是一个具有浓厚上海特色的限牌方式，价高者得的思路似乎已经不太适合现代社会对于普及汽车这一代步工具的时代要求。广州作为一个以汽车工业立足的城市，相信应该是不会抬高购车成本将汽车再次送回奢侈品行列的。

    ●广州上牌指标究竟如何分配？

    猜想：综合两地经验，拍卖结合摇号

    有人戏言：摇号拼的是运气，拍卖拼的是财力。其实细看北京和上海的政策，北京看似是最大限度实现了牌照指标的公平分配，但对于急需购车的人群如果长时间摇不上号也无计可施。而上海则是最大限度满足了那些急需购车的人群，如果你着急用车的话，出个高价，很快就能拿到上牌指标。

    二者其实都有自己的缺陷，广州作为北上广三个主要城市中最后一个限牌的城市，自然应该吸取二者的经验教训。个人猜想，广州是否可以执行拍卖和摇号结合的分配政策。月均1万个上牌指标，分配一部分拿来摇号，让想购车又不急于购车的人参与进来，大家机会均等，什么时候摇到号就什么时候购车上牌。对于那些急需购车，刻不容缓的准车主，则可以竞拍剩下的上牌指标，与上海相仿，价高者得。或者这样不失为一种既照顾了公平公证，又满足了购车刚需的一种折中策略。

    总结：说了这么多，限牌令这种以行政法规来限制公民购买自由的政令还是有些令人难以接受的。但由于道路规划、公共交通建设等方面累积起来的问题一时半会儿难以解决，城市交通应付不了暴涨的汽车数量，牺牲市民的路权来换取整改的时间也是无奈之举。只希望在指标分配方式上政府能周全考虑，提出一套完善成熟令人能够接受的方案。本文只是一些猜想，供大家讨论。如果有好的想法，大家不妨在回复中留言讨论。（文/太平洋汽车网朱志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