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饶斌成长起来

　　回忆者:张兴业 原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副董事长、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

　　我给饶斌同志当过秘书，但这个时间只有一年多一点。不做他秘书之前，我们接触也比较多，认识得也较早。

　　1952年10月，一汽搞工程机械设计的江泽民（老江泽民）说要到长春去看看，我就从北京陪着他们到了鞍山、沈阳。后来又说去长春看一汽厂长饶斌，我当时很奇怪，郭力1952年4月被任命为一汽厂长了，现在怎么是饶斌呢？他们说，是刚任命的，郭力主动提出让贤，自己做副厂长。饶斌当时就住在沈阳的和平区。就这样，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了这位新厂长，认识了饶斌同志。而当时，郭力同志把我就留在了一汽。

　　1953年，在一汽工厂建设进入了最繁重的生产准备阶段时，为了加强对全厂生产准备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了生产准备处，我从生产设备科调到了生产准备处，任计划科科长。当生产准备工作结束后，由于苏联的组织设计中没有生产准备处，生产准备处撤消了。

　　当时郭力副厂长去苏联实习，二汽实习厂长刘西尧代郭厂长抓生产准备工作。那段时间，我和刘西尧厂长接触较多，他对我的工作情况比较熟悉，希望我到二汽工作，饶斌同志知道这个事儿后，就对我说：“你不要走了，你到来我这，你对生产工作很熟悉，我这里也需要你。组织设计上有个值班工程师，你就做值班工程师。”

　　就是说，厂长不在的时候，代理厂长处理一些日常的事务工作，并兼饶厂长秘书，所以许多人叫我张秘书，也叫我大秘书。做什么呢？主要就是他出题，我来做报告，生活上的事情不用我管。当时在秘书办公室有三位秘书，除我之外，还有郭力厂长的秘书何光耀和机要秘书滕伯乐，还兼任饶厂长生活秘书。

　　我就这样到了饶斌同志身边工作。一到他那里，他就给我出题目，在投产前一个多月，他让我写三年建厂的总结，写完以后还要我研究以后工厂怎么办，工厂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如何搞，工厂管理怎么办，从何入手，如何发动群众等等诸多问题。

　　我跟着饶斌同志，能够一边写报告，一边和他到下面去调查研究，他到哪里我都跟着。很快就熟悉了整个厂的全部情况，怎么做，怎么管，都搞得清清楚楚。经过反复思考，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我起草了三个工作报告，一是组织全面性的学习工艺、掌握工艺、严格执行工艺；二是整顿建立材料的原始记录和消耗定额；三是全面修和建立零部件的工时定额。每个季度实施一项工作。

　　这三项决然分不开，是交叉进行的。饶斌同志对这三个报告非常满意，每项工作开始时，都是他亲自召开全厂的管理、技术人员和部门的主管领导参加动员大会，号召各有关部门都以此为中心开展工作。要相互合作，大力支持，互相协调作好这项工作。对部门和管理干部都要严格地贯彻组织设计。我记得他在台上讲报告的时候，非常高兴。饶斌同志就是这个风格，即使处于很高的领导位置，但对工作抓得特别仔细。

　　我记得在从1957年二季度开始全厂范围内实行经济核算后，全厂建立起一套干部定期下基层劳动制度，从厂长到处室的领导干部都有自己的劳动点，每周一天到车间和工人一起干活。通过这种方式真正的和工人打成一片，融为一体，形成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人好局面。到现在常常有人提起，一汽是各大工厂，大学校，又是一个大熔炉，出汽车又出人才。一汽开始创业时一大批都是转业干部，后来都从“白帽子”外行变成各行各业的管理专家和内行。

　　当时苏联生产解放牌汽车的工厂有三个，一是苏联的斯大林汽车厂，一个是罗马尼亚汽车厂，再一个是中国的一汽。苏联专家把这三家的汽车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中国生产的解放牌汽车质量最好。苏联专家在一汽的总代表西格乔夫临走时对饶斌同志说：“你的工厂多好哇，我真羡慕你，你看我那个工厂破破烂烂的。”他当时是斯大林汽车厂的生产主任。

　　1957年7月，我申请去企业一线锻炼，饶斌同志很支持我，我就调到底盘车间任技术科科长。全而负责车间的工艺工作和工装设计工作。但我也经常见到饶斌同志，他有事也来底盘车间找我，还经常让我上他家去，一起讨论，在他家那时，每次都是请我吃面条。

　　就是这一系列过程，我对饶斌同志有了很深入的了解。他确实是个好领导，善于用人，也培养了我。当时很多报告基本都出自我手，不同的意见他会和我讨论，没有任何架子，但是他很自信。他非常注意培养人才，他不断地给我出题目，让我写文章。写他的讲话稿（总结，开会的开、闭幕词等），制定规章制度等多方面的发展。他对我的工作基本上很满意放心。

　　而每到关键的时刻，或棘手的问题，他总是点名让我去做。包括去二汽当革委会副主任，参加二汽建设领导小组；在文革中解决大足汽车厂两派斗争，抓革命生产；改变洛阳轴承研究所落后面貌，建立规章制度；“一汽学大庆”，创建大庆式企业；在香港成立华汽，为国产汽车出口服务……

　　我很高兴，也愿意在这样的大风大浪里锻炼自己，我非常高兴有这样的好领导、好老师，不断给我注入新的活力，不断去督促我的进步。

　　1978年，中央决定上海引进技术、利用外资发展轿车生产起，这个项目一直得到饶斌同志的关注和支持，也是他的工作重点。1979年，他亲自率团对美、日及周边各国进行考察访问。后来历次与外商谈判，他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协调工作。1984年10月，他作为中代表之一，与德国大众公司签订了合资经营合同。

　　特别令人敬佩的是，为了研究上海大众公司成立以后的发展，已经年过72岁的饶斌同志，还于1985年初率团对美洲巴西、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的大众公司进行访问。他不顾旅途疲惫，认真考察，细致研究四个国家特别是巴西和墨西哥大众的发展情况和问题，从中寻求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教训。代表团到达纽约，立即转机前往巴西，于11日到达圣保罗，行程数万公里，飞行近40个小时，12日即开始考察巴西大众的卡车厂。代表团在墨西哥访问时正值春节，在与驻墨西哥使馆欢度春节期间，他还与同志们商讨墨西哥大众的发展问题。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当时让大家都很受感动。

　　这次美洲四国的访问，为上海大众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来在建设中虽然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当上海大众终于形成年产30万辆轿车的生产能力，建成了第二个现代化的发动机厂。饶斌同志所期望的规模经济，终于实现了。

　　他一直坚持，中国汽车工业要发展，小轿车就要进入中国家庭，但当时关于汽车工业的发展，中央领导层出现不一样的意见。但他不管，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除非中央不让他在汽车行业干了。他一直为之努力。现在证明，他的决定是正确的。

　　在1987年7月的最后一次演讲中，他这样说：“我愿意趴在地上，化作一座桥梁，让大家踩着我的身躯走过，齐心协力地把轿车造出来，实现几代中国人的轿车梦，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这个胜利。”

　　最后一次陪伴同饶斌同志，印象特别深刻。当时，他在南汽疗养院休息。院子里有一个鱼塘，养了许多鱼，当他钓上了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时，高兴得哈哈大笑，手舞足蹈，身心完全放松。他说：“我从来没有钓过鱼，今天钓了这么大的鱼，太高兴了。”那个笑声和表情，毫无顾忌，非常纯真，真的像小孩似的。

　　但我想不到这是最后一次陪同。在他病重的时候，我去上海看望他，可是他已经不知道我是谁，我很难过，痛心，失去一个如此亲密的导师、战友和同事。

　　我的汽车生涯，都是伴随着饶斌同志成长起来的。饶斌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开拓创新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为发展中国汽车工业，尽快实现世界强国之梦，他永不休止，鞠躬尽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