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5年的拼搏

　　回忆者:李刚 原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总经理

　　在饶斌同志74年的人生旅程中，他的最后五年（1982年至1987年，前三年半任中国汽车工业公司董事长兼中共党组书记；后一年半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他理论识水平、革命实践经验以及组织领导才能和思想境界达到巅峰的五年；是他投入全部精力和聪明才智改革中国汽车工业而最后拼搏的五年；也是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使我受他的影响和教育最深刻，和最理解他的五年。

　　在这紧密相处的五年里，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工作业绩，更主要的是他的精神财富。

　　饶斌同志对待每件工作都有长远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他讲方针、讲政策、讲策略。

　　目标一旦决定，就身体力行。他曾说过：“我提醒同志们，在大量的、众多的、长期的日常工作和任务中，谁也不要疏忽我们的战略目标。”

　　他任中汽公司第一任董事长时，已是69岁的高龄。但是他带领我们，为三年一届的董事会，针对已徘徊26年的中国汽车工业制定了12项改革的历史任务。

　　但是1982年5月，中汽公司一开张就被戴上了“封车节油”、“以油定产”等中央计划经济、消极平衡的紧箍咒。当年计划产量由1980年的实际年产量22.2万台，开始下降到8万台。在“汽车运力大于运量”的错误估计下，1985年也不过安排20万台。真是当头一棒！全行业面临停产整顿。人心厌战，情绪消沉，谁都不想搞改革了。

　　在这种形势下，饶斌同志并未气馁，他深知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和我们的市场需要相比，我国汽车生产不是多了而是少得可怜。一亿吨国产石油不是不够汽车用的，而是浪费太多。于是，他毅然提出“要提高汽车运输在交通运输中的地位”。主张要改造老车型、淘汰废旧车，要“节油增产”、“节材增产”、“节能增产”，要自筹材料增产。他说生产什么车、生产多少车要“着眼于用户和市场”，而不是为计划而生产。

　　他和原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思想做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得到国务院的原则支持，同意“只要有市场、有销路，当然允许生产，不要限制”，此后不但年年增产，1985年生产了44.3万台，相当原计划产量的2.2倍。利润税金，销售额同步增长。指数企业无一亏损，在近300家联营企业中，亏损企业由26个减至7个，体现了体制改革的优越性，保证了各项调整，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

　　如何落实他的远大目标和历史任务？我观察饶斌同志抓的是扎扎实实地搞好调查研究，依靠群众，争取领导。他清楚地知道，中国汽车工业要想快速健康发展，结束徘徊的历史，一要靠自己努力，二要靠有利的宏观条件。条件中最根本的，还是国家对汽车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战略地位的肯定，以及随之而来的各项发展政策的支持。为了达到此目的，必须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

　　于是，他亲自参与并组织我们和生产企业到用户中去做使用调查；参加和组织本行业和相关行业的专家学者进行研讨；参加和组织有关政府官员进行政策恳谈。然后向有关部门写报告，发表论文，搞展览并争取媒体的报道。

　　如1982年饶斌同志就安排南联公司总经理江华同志带队到农村用户中去做市场调查，并决定南汽改成轻型汽车制造厂，生产适合于农村使用的柴油车；安排我和重型联营公司到山西煤矿坑口调查汽车“晋煤外运”的市场，责成济南汽车厂用罗曼和斯太尔重型车作营运试点，并向国家经委提出了报告；1984年6月，他向中央写了关于“加速发展农村用汽车”的报告，阐明中国农村是汽车的广阔市场，必须大力发展；此外，安排解放联营公司做“公铁分流”、短途汽车运输的市场调查和试运营；安排东风联营公司做港口集装箱运输的市场调查和试运营……

　　据不完全统计，在1983年，一年共有100多篇报道文章，这些说明，汽车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和作用的活动都得到了媒体的广泛指导。

　　经过中汽公司成立3年来不断对汽车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战略地位的探索，饶斌同志认为争取汽车工业作为支柱产业的政策依据和舆论准备已经成熟。在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的两个月，即1985年7月份，他向中央及国务院正式提出“关于汽车工业发展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分析了我国汽车工业成为支柱产业的经济必然性和政策取向的可行性。文件分别送给了段君毅、周子健、周建楠、张劲夫、宋平、吕东、赵东宛等老同志和李鹏同志。随后在一些参加十二届四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积极建议下，终于争取到中共中央对汽车工业作为支柱产业的认可。而机车、船舶、飞机仅作为重要产业而名列其后。至于机、电、石化也作为支柱产业，那已经是90年代的事了。

　　一项重要决策，若没有实现周密的调查论证和事实的根据，并基本上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和各级政府决策层的共识，不可能轻易出台。因此，支柱产业的地位取得，包含了饶斌同志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卓越的组织才能。

　　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而是一心为了革命事业。他待人襟怀坦白，用人讲究德才兼备，五湖四海。处事讲原则，依靠群众。对于来自群众和领导上的批评，他能认真听取，真正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如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他任一汽厂长时，曾要求一汽不加投资和设备就能达到班产250台（注：相当于年产15万台，当时一汽的设计能力为年产3万台，1958年产量只有1万多台）。这个不切实际仅靠革命干劲的过高要求，曾经伤害过一汽一批人的积极性，甚至被扣上“右倾”的帽子。时隔20余年，他在中汽公司党组的整党会上为此做了检查。并回到一汽职工大会上赔礼道歉。

　　又如1984年，有些领导批评他：“你们中汽公司搞垄断，中央直属企业是你们的亲儿子，地方企业是干儿子，你们有亲、疏之分……”他听了十分惊讶。

　　事实上，从1982年成立公司之日起，他就极力主张：“汽车工业的振兴和改革，要全行业一盘棋，也不要一个厂一个联营公司一盘棋。”他认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底子太薄，主张不仅要组建联营公司，还要组织联营公司间的联合和有偿协作。而他也是这样做的。

　　今天看来，这些措施完全符合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升级的经济发展规律，他提出过大量的协作方案，这些方案对协作双方都是有利的，但地方企业往往得到的好处更多，直属企业反而对此有意见。如他要求一汽、二汽要像当年全国支援一汽、一汽支援二汽那样，拿出四分之一的骨干力量支援轻型和重型汽车厂。一汽要重点帮助北汽、天汽和南汽，二汽要重点帮助重型和上海。

　　他亲自在全行业中物色和选派得力的技术和业务骨干，去加强北汽、天汽和上汽的领导班子；亲自参加、指导、认定和审批北京、上海的合资项目和天津的引进项目；亲自组织疏通上海、天津、南京、重型几个联营公司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他为上海汽车联营公司命名，并把拖拉机行业分出去，从上海机械局得隶属关系中剥离出来，成为上海市直属的独立公司；以后又在江泽民同志的支持下，顶住了1985年反“翻牌”的公司下马风，才把上汽公司保留了下来。饶斌同志1987年8月份在上海逝世，也正是由于疏通上汽和一汽间的协作关系，关心上汽发展才由北京到上海去的。

　　今天，上汽成为全国汽车工业中成长最快、利润最高、在全国中外合资企业中效益最好、名列榜首的地方企业，而济汽、陕汽、杭汽、柳汽等当初都是地方企业，在加入中汽公司划转隶属关系后都有长足发展。这段历史说明，假如饶斌同志当时对地方企业有丝毫歧视，它们今天的发展就是不可能的。但是饶斌同志生前却永远咽下了这颗对他误解和批评的苦果。

　　又譬如1984年7月，当我们满腔热情地把成立公司两年来的成果和根据薄一波同志的嘱咐要把中汽公司建成实体的方案和国务院汇报时，得到的指示却是：“有人不同意你们搞成实体，还是搞成虚体吧！”当时我和饶斌同志都感到非常突然。当天我们在北戴河海滨疗养院通宵未眠，苦思不得其解，不知道我们犯了什么错误，也不知道两年间上级政策为什么变得这么快，更不知道如何向中汽公司的职工交待。

　　但是第二天，我们在海滨沙滩上散步时，饶斌同志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坚定地对我说：“回去好好传达，要坚决贯彻国务院领导的指示精神。我们被薄老（指薄一波同志）真的说中了，‘历来搞改革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但是我们工作努力、问心无愧，因为搞改革就要触犯某些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得罪的人就多了。反正全国和汽车工业的体制改革还要搞下去，不是我们搞，就是别人搞。中汽既然把它叫做公司就得搞实体。我们把一汽、二汽的羽翼丰满了，让它们飞吧！国家留给我们多少企业，我们就把它们搞好！”

　　作为中汽公司的主帅，他饶斌同志又碰了一个软钉子，他又咽下了一颗苦果。

　　饶斌同志，你为我国的汽车工业操劳过度，离开我们太早了，这是中国汽车工业的重大损失。你对中国的汽车工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你还留下很多未竟事业。你规定的80年代汽车工业的12项历史人物还来不及全部完成，中国汽车工业跻身世界汽车列强之日，你还没有看到。然而在你的精神召唤中，将会有成千上万的、可能曾是你关心培育的、年轻有为的新生力量将跟着你的足迹，学习你的光辉榜样，完成你未竟的事业。

　　资料来源：李刚同志在1998年8月21日所写纪念文章，此处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