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德国人李文波时任大众公司中国总代表，他得到中国将大量压缩基建项目后，极为不安。与中国合作是德国大众在全球布局方面作出的战略决定，如果中国单方面放弃，德国大众将会蒙受重大损失，中国的国际信誉也会受到影响。1980年的3月，他带着德国大众的重要使命前来拜访饶斌，希望中国方面给出一个确实的意见。饶斌坦率地告诉李文波：“中国经济确实遇到问题，国家将要对很多在建项目实行调整，很多项目其中也包括汽车项目已经叫停。但干轿车我们是铁了心的，上海轿车项目绝不会停下来。”饶斌还表示，3月份，自己将亲自率团到德国大众商谈建厂方案，以表明中国政府的态度。

　　听完饶斌的话，李文波惴惴不安的心情平静下来。事后李文波回忆说：“完成来京使命之后，心里不知有多开心。这样，中德双方合作的大门不仅没有关上，而且双方还增进了了解。”

　　中方态度坚定，德方却摇摆起来。1980年前后，石油危机造成的经济危机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严重威胁，美国、欧洲纷纷收缩规模，应对危机。德国大众公司也不例外，1980年，大众公司在全球的项目几乎都陷于亏损，资金紧张闹得大众公司焦头烂额。世界其他地方都不景气，中国又会如何呢？上海大众合资项目是德国大众公司第一次在中国投资，国际经济状况和大众公司自身的状况使得大众公司内部对这个项目举棋不定。

　　1980年11月21日，大众公司海外合作部负责人纳德布什和翻译李文波两人匆匆来到上海向中方表示：“德国大众公司发生了经济困难，公司理事会认为，15万辆的中国项目投资太大，他们建议取消这个项目。”

　　得到这个消息，饶斌的第一反应是：“一定要想法保住这个项目。”抱住上海大众项目的唯一办法是打消德国人的担心。饶斌亲自接见纳德布什等人：“中方对上海轿车项目非常重视，将尽全力支持这个项目。同时，中方对德方的困难也完全理解，为了不给德方造成经济负担，中方可以考虑上海轿车项目在初始阶段缩小规模，减少投资，将原定的15万辆压缩到3万辆，如果这样合作顺利的话，再逐步扩大规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汽车包括轿车，历史将证明，德方与中方合作是明智的选择。希望德方认真考虑。”

　　饶斌的话既诚恳又有说服力，纳德布什立即用长途电话向大众公司总部执行委员会汇报。大众公司立即紧急召开董事会，讨论中方的意见。虽然大众公司的财务总裁仍然反对，但饶斌的意见得到大众公司大部分董事的赞同，董事会决定，继续执行上海轿车项目。

　　就在德方提出叫停的时候，国内反对的声音也响起来。在长期闭关锁国的环境下，人们思想僵化，认识扭曲，有些人认为与大众公司合作是违背了社会主义“自力更生”的原则，是“洋奴哲学”，是走“卖国主义”道路。1982年5月，上海财政局第一分局在《财政报》“情况反映”上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题目为“我国同西德合资办厂是不适宜的”。这篇文章称：

　　这个项目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轿车是高级消费品，不是急需的，我们经过计算，这个项目德方稳得利，中方稳亏损。

　　由于是内参，这份报告迅速反应到中央，薄一波在这份“情况反映”上批示：

　　“要请有关主管机关过细研究”。

　　拿到薄一波的批示后，饶斌立即邀请上海市计委、上海市机电一局、上海拖汽公司以及其他有关同志进行座谈和讨论，请他们算账，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这次会上，项目组详细汇报了项目预算情况，并对中德双方的实际收益作了详细计算和对比，证明情况并非如此。这个项目对加速上海牌轿车换型，提高中国轿车工业的技术水平，减少轿车进口是必要的，应该继续进行。会后，饶斌专门给薄一波写信，对情况做了详细的解释，澄清事实，此事才逐渐平息。

　　1982年，哈恩就任大众公司董事长。上海大众项目是德国大众公司对外合作最重要的项目，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的第一个大项目，他对这个项目能否落实还有疑虑。1982年4月16日，他给时任中汽公司董事长的饶斌写信，提出三个问题：

　　1、关于中方限制轿车进口问题；

　　2、关于合资企业地位问题；

　　3、关于中方的外汇问题。

　　这三个问题都是关系到上海轿车项目能否继续下去的关键问题，在中国当时政治与经济的现实情况下，这也是很难回答的问题。5月28日，饶斌亲笔给哈恩回信，对哈恩的疑问一一作答：

　　1、限制轿车进口问题。我们公司是我国汽车工业的领导机构，为保持与支持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赞成限制轿车进口的政策。最近，我国将进口轿车的税率提高到80—120%，以保护和促进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

　　2、合资企业的地位问题。目前，我国经济还不发达，轿车市场还不大。为此，合资第一阶段产量计划可以低一些，如果我们在上海与大众公司成功地建起轿车合资企业，将来需求量增加，有必要增加产量，我们将优先考虑与大众公司的合作。

　　3、外汇问题。中国外汇相当紧缺，但为减少轿车进口，节省外汇，我国政府还是决定拨出一定数量的外汇，支持上海建立轿车合资企业。我相信，有政府必要的支持与帮助，加上大众公司的技术援助与密切合作，上海轿车合资企业一定能建立起来并获得成功。我们的长远目标是搞一个有竞争力、能出口的大项目，我深切期望大众公司能成为好的合作伙伴，希望您能积极推动上海合资项目加速进程，早日签字。我谨邀请您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

　　饶斌的诚恳减少了哈恩的疑虑，双方谈判进程大大加快。当年6月就签下100辆桑塔纳轿车SKD试装配的协议和购货合同，商定了组装所需焊接、涂装、总装等装备的订货制造和人员培训计划，并草拟了合资经营基础协议草案。

　　现代化要花钱，不仅要花人民币，还要花费美元、马克等对于中国政府来讲极为紧缺的外汇。外汇支付是合资公司最需要保障的问题，当然也成为德方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当时国内外汇极为紧张，紧张到什么程度呢？这一年邓小平去参加联合国大会，为筹集外出的“盘缠”，中国银行把所有现汇集中起来，也只有5万元。为了支持上海大众项目，消除德国人的担心，通过做工作，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决定参股共同经营，国家计委同意在5年内拨给1亿美元外汇额度。即使如此，德国人还是心存疑虑。双方原定1984年10月10日签约，没料到，就在签约前的晚上，在宴请德方的晚宴上，德方提出：“目前，机械部、中汽公司对这个项目很支持，但签约后，他们不支持了怎么办？”

　　上海的蒋涛立即向饶斌汇报，希望中汽公司也入股这个项目，这相当于给德国人“在支票上背书”。经过思考，饶斌决定中汽公司入股上海大众项目，成为项目的股东，彻底打消德国人的顾虑。但中汽公司当时也没有钱，最后向中国银行贷款才解决。这样，上海大众合资项目，中德双方各占50%的股比，在中方50%股比中，上汽25%，中国银行15%，中汽公司10%。

　　1984年10月10日，中德双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订合作协议。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时任德国总理科尔出席签字仪式。两天后，1984年10月12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陪同德国总理科尔来到上海，参加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奠基仪式。

　　历经千辛万苦，中德合资的上海大众项目终于成功。在整个项目进程中，饶斌亲自策划、组织、排险解难，推进和保障了项目谈判最终取得成功。

　　协议签订后，为了让中方对即将引进的桑塔纳车型的现代化生产方式有一个完整的了解，1985年元月，哈恩博士邀请饶斌率领中国汽车工业代表团到巴西、墨西哥、美国等大众公司的合资企业考察。哈恩的目的是用德国大众在巴西的企业和经验为中国人上课，但没想到饶斌通过考察得出了自己的看法：

　　德国大众确实有组织国际汽车协作生产的经验和办法，桑塔纳轿车在巴西、墨西哥都有不错的销售量，是一款不错的适应发展中国家市场需要的中级轿车。巴西政府采用税收杠杆促进外国投资和促使投资者将更多的利润用于本地汽车零部件配套企业的做法值得借鉴。但巴西的汽车工业全部为外资控制，自己只充当装配车间的角色，这是中方要高度警惕，决不能接受的教训。

　　上海轿车项目选择的合作对象和车型是合适的，建议将此项目列为国家重点基本建设项目给予资金等扶持政策。从国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看，无论巴西、联邦德国或苏联，当人均国民产值达到500美元时，轿车市场的需求就会急剧增长，轿车工业也将走向发展期。根据我对1995年以后每年需要40万辆轿车的市场分析和测算，发展轿车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从现在起，用20年时间使我国轿车达到100万辆生产能力是必要的、可能的。我设想，应以此作为轿车工业的长远规划和战略思想。

　　（张茅著《饶斌传记》华文出版社）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轿车工业刚刚起步的时候，饶斌就能见微知著，看到中国轿车工业发展的前景，实为难能可贵，历史证明他的这一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今天重温他的这一见解，让人备感激动。

　　上海大众项目开始建设后不久，饶斌便离休了。但他离而不休，以70多岁的高龄，仍然天天奔波在全国汽车企业。1987年盛夏，饶斌再次来到上海大众调查研究，因病去世，将生命的最后一息留在了上海大众，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他为中国汽车工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豪迈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