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78年，中国轿车工业开始艰难起步，起步的形式是与西方跨国公司合资经营。

　　1978年以后，国内轿车需求急剧上升，大量进口使得国家外汇储备捉襟见肘，1978年，外汇储备仅剩1.78亿美元，还不够一个月的进口支付。鉴于供给与需求的巨大矛盾，1978年6月，国家计委、经委和外贸部联合向国务院上报《关于对外加工装配业务的报告》，提出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准备引进一批机电产品装配线，其中包括一条轿车装配线。国家计委当时的想法是，引进轿车装配线，一是减少进口以节省外汇，二是争取出口以换回外汇。报告立即被国务院批准。

　　德国大众公司董事长哈恩在其自传中说：

　　当时中国考虑的不是建立自己的轿车工业，因为那时的中国，私人轿车是一种奢侈品，国内没有哪个私人享受得起。中国人要利用国内低廉的人力成本进口汽车部件来装配汽车，靠出口成品汽车来获得迫切需要的外汇。

　　此时恰逢正在二汽工作的饶斌被重新任命为一机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得知国家计委的计划后，饶斌认为，上海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又是当时国内惟一的普通轿车批量生产基地，如果将引进的装配线与上海轿车工业结合起来，能够较快地消化吸收，为中国轿车批量化生产打下基础。他立即派时任一机部汽车总局副局长的胡亮和局长助理王恩魁到上海，建议上海向国家提出要求，将这条拟议引进的轿车装配线放到上海，以此为契机，改造上海的轿车工业。时任上海市副市长陈锦华当天晚上就会见了胡亮和王恩魁，经商量，决定由一机部汽车总局、上海市机电一局、上海汽车拖拉机公司共同起草，以一机部和上海市政府的名义联合向国务院写出题为《关于上海轿车一万辆规划的报告》。

　　1978年8月9日，饶斌和陈锦华签署意见后，“报告”立即被送到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和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余秋里、谷牧、康世恩的案头。8月11日，李先念将这份报告批给余秋里。9月13日，余秋里批示：同意与外商商谈。但怎么谈？和谁谈？这都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1978年10月，美国通用公司董事长墨菲率领一个17人组成的代表团应邀来到中国，就引进重型汽车生产技术问题与中汽公司为主组成的代表团在北京饭店谈判。谈判中，美方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合资经营”，这是中方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中说：

　　他们在谈到“合资经营”时，出现了一个我们从没有听说过的英语词汇joint venture。尽管我们懂得一些英语，知道joint是共同或负担，venture是风险，连在一起似乎应当是“共担风险”，但对它的确切含义并不清楚。这时墨菲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只同我们谈技术引进、转让技术而不谈合资经营？也就是说，我们双方共同投资，建立一个合资经营的企业。

　　尽管中方对美国人的建议并未有明确的认识，但中汽公司谈判代表团还是写了一份题为《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谈判合资经营重型汽车厂的情况》的简报，将谈判情况如实上报。谁也没想到，这份简报竟然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催化剂作用。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看到这份简报后，认为很重要，立即批请中央政治局各位领导同志传阅。邓小平在简报中关于通用汽车公司建议中方开展合资经营的内容旁，写下了“合资经营可以办”的批语。

　　在邓小平对合资经营表态后，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向邓小平请示：轿车项目可不可以搞中外合资经营。邓小平回答：

　　可以。不但轿车可以，重型汽车也可以搞合资经营。

　　得到小平同志的首肯后，顾明立即将此情况告知了饶斌。饶斌非常兴奋，立即电话通知上海汽车拖拉机公司负责轿车谈判项目的翁建新，电话通知的时间是1978年11月9日下午4点06分。

　　邓小平关于轿车可以合资的指示传到上海时，正值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子键率领中国机械工业代表团赴欧洲考察访问，在欧洲途中，代表团接到了国内打来的电话，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11月20日，在德国大众公司考察时，中方提出：希望大众公司能够与上海汽车公司合作经营轿车厂。话音一落，德方的施密特先生就热烈响应，他将双手高高举向空中，大声地说：“我双手赞成”。他说：“大众汽车正和另一国家（韩国）商谈在亚洲合作建厂问题，如果中国愿和大众汽车合作，那么大众汽车将放弃与那个国家商谈的项目。并且，大众汽车愿意出资金，也愿意转让技术，将大众汽车研制的最新车型提供给上海选择。”

　　施密特的表态令在场的所有人尤其是中方来宾振奋。中国代表团中有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时任机械工业部外事司司长的江泽民，此行考察，江泽民担任中国机械工业代表团的秘书长。江泽民立刻亲自交代时任上海机电局局长蒋涛：“此事极为重要，你们千万不要放过这一机遇，回国后要抓紧向中央各部委和市委市政府领导汇报，争取他们的支持。”

　　得到蒋涛的报告，上海立即以最快的反应开始动作，时任市长的汪道涵指示：“这一项目由蒋涛负责，组织班子着手准备对外谈判。”

　　得知上海的安排后，饶斌指示立即向德国大众公司发出邀请，请他们派人到中国上海洽谈，从此，中德双方拉开了谈判的序幕。

　　上海与德国大众合资项目谈判从1978年11月开始，直到1984年10月签约，历时6年。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起步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下，上海轿车合资项目犹如大海上的一叶扁舟，在起伏不定的波涛中，时而跃上峰顶，时而落入谷底，经历了千辛万苦。

　　1979年国民经济形势不好，国家紧缩基建战线，很多项目下马，刚刚开始谈判的上海大众合资项目也在下马之列。刚刚开始起步就要面临止步，关键时刻，饶斌做出了决断。

　　1979年5月，饶斌正好率领中国汽车工业考察团回国，在上海下飞机后，他立即召集上海汽车合资项目谈判负责人蒋涛、仇克、翁建新在一起商量，饶斌说：“轿车工业是汽车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振兴汽车工业，必须发展轿车工业。但我们与国外的差距太大了，光靠自己探索不行，不但时间长，而且水平不高，必须引进技术。国内虽然进行经济调整，建设项目暂缓，但轿车项目刚刚开始谈判，需要一定时间，不能马上建设，所以继续谈判和经济调整并不矛盾。说不定到谈成时，国内形势好转，那就能有准备地上马。过去有教训，一说缓，就处处开红灯，什么工作也不得不停下来；一说上，没有准备也仓促上阵，结果是欲速则不达，还是上不去。你们不要松劲，继续抓紧工作，我回北京再去做工作。”

　　上海轿车项目是饶斌极力保荐由上海来承担的，如果上海轿车项目下马，意味着刚刚起步的中国现代轿车工业夭折，受到影响的不光是上海轿车工业而是全国的轿车工业。回到北京后，一机部为机械工业的很多项目是上还是下开了3个半天的扩大会议。饶斌在会上汇报了在国外考察的情况。他说：“这次到国外参观了很多生产轿车的企业，也看了一些技术研发中心，感到我们和国外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只有引进技术，认认真真学习才能缩短差距，把我们的轿车工业搞上去，抵挡住轿车进口。所以(上海)这个项目不能下，而且要快上。”

　　最终，一机部党组一致同意这个项目继续谈判。饶斌又向薄一波、姚依林等中央领导和国家计委、国家进出口领导小组汇报了一机部党组和上海市委的意见，饶斌关于“上海轿车项目现在还在谈判，并未进入建设阶段，现在的谈判决不能停”的观点得到他们的认可。一机部立即拟定报告上报国务院，批准后，谈判继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