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汽最大的“当权派"
一位当年的二汽青年职工回忆:1967年5月下旬(距二汽建设动工刚刚一个月)的一天早晨。天刚亮,我们到红卫牛场生产队帮助农民割麦子。
在劳动中.当我正干得起劲的时候.突然发现离我几米远的地方,一位大干部模样的人也在很艰难地割麦子。他满头大汗.不时用手支撑着腰。看样子他身体不好,个头又那么高大.在烈日下弯腰割麦子一定很难受。当时我想,即使是生产队的人,五十多岁,身体不好,也不会被安排割麦子的。看着他那难受的样子实在让人目不忍睹。这人是谁呢?
我正在纳闷的时候,厂长喊叫:大家就地休息半小时。于是,大家把割倒的麦子收集到一起.一捆一捆地就地绑起来.放在地上当凳子坐下来体息.东一群西一伙地谈笑风生。惟独那住大干部模样的老同志远远站在一边不断地擦汗。我心里嘀咕.这人怎么这么不合群呀。
这时,一位厂长走到我身边,小声地对我讲:“小鬼,他是二汽的饶斌同志,也是二汽最大的当权派,正在受隔离审查,今天下基层来,是劳动改造的。他不敢和大家讲话.大家也不敢接近他.因为都是一汽来的,怕受牵连。你是山沟的娃子,又是这里年龄最小的一个,你拿一捆麦子给他.让他靠到麦子捆上休息一会儿。他刚刚受到批斗,腰痛.腿痛……”
我听厂长讲罢.同情之心油然而起.来不及多想,立即跑过去绑了一捆麦子.让他坐下休息,又绑了一捆麦子放到他背后,让他靠在那儿。他看到我这样对待他.连声说:“谢谢你.小鬼。”
接着我跑去找了一碗开水,端来让他喝,他连声道谢。
我说.你不要谢我.是何万钟厂长悄悄地让我照顾你的。他不敢接近你.怕造反派说他,对你也不好。他听后一言未发.无声地笑了。
第二天.饶斌又和我们一起翻山越岭,走到镜潭沟水库附近生产队割麦子。因为他年龄较大。腰酸腿疼.翻山时他手拿。根棍子,硬是坚持走到地里,咬着牙又干了一天。
晚上.他被几个造反派接走了。
饶斌已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整个工地偃旗息鼓。
他被赶在一间地下室的台阶旁住。床很短,容不下他那一米八的高大身躯;床上只有一条又薄又小的被子,不知他如何熬过鄂西北夜晚的冰雪严寒!
接下来,便是数不清的批斗,从十堰揪斗到长春,又从长春揪斗到十堰,肉体的折磨,精神的摧残逐步升级。
毛泽东问:饶斌在哪里?
毛泽东救了饶斌。
毛泽东早就知道饶斌。1952年,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第一汽车制造厂的领导班子。讨论到饶斌任厂长时,毛泽东问:“就是那个白面书生吧?他有没有魄力做这个工作?”
列席会议的段君毅回答:“我们议过,可以胜任。”
于是,中央任命了饶斌担任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
1968年,毛泽东到了武汉市。他忽然又想起了饶斌,哦,那个白面书生不是又回到了湖北,来建设中国的第二个汽车厂了么?
毛泽东问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饶斌在哪里?”
曾思玉说:“他在劳动。”
劳动一个高级干部在劳动。毛泽东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说:“他是个白面书生,吃过几年面包,没有什么问题嘛!”
他后来又指示:康世恩和饶斌芦席棚内装汽车都是有专长的搞事业的人,他们如果没有大问题,应该让他们出来抓工作。
于是,1968年12月饶斌被从长春送回湖北基地。
毛泽东一句话,把饶斌从九死一生中解救出来。
但饶斌的苦难并没有结束。
“政治车”事件
1970年,二汽出了“政治车’
1969年,二汽还没有可靠的定型样车,还不具备相应的生产条。原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就强令二汽:1970年“五一”开100辆,“十一500辆车,到武汉参加游行。
这就是所谓“政治车”。造车不管质量好坏,只要你服从政治需要。
此时的二汽,厂房还没有盖好,一些设备还安装在芦席棚中,在这种未具备生产条件的情况下,只能用汽车修理厂的办法,从各方面弄来零部件,用手工劳动敲敲打打造车,成本极高,质量无保证,又会耽误建设时间。
无论领导们集体和他谈,还是个别交谈,饶斌毫不松口,反复耐心地进行解释,态度不变:“不能出政治车!”
但命令如山倒,省“革委”巍然不动,谁也抗拒不了。
结果,只好抽出大量人力,到各处找“协作件”,拼死拼活,到“十一”前,总算装出20辆25Y型汽车,参加武汉的国庆游行。
饶斌深深地叹息说:“就算叉付一次学费吧!”
时间到了。。国庆前夕,20辆车,要宣扬“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的“东风车”,批红挂彩,朝着武汉驶去。
不能说是驶去的。他们是“爬”去的。车上装的都是维修人员,一路上,不知修了多少回。
最后,20台车总算到了武汉,准备参加国庆游行。
但是,如果通过主席台时抛锚,那可怎么办?那可是天大的政治责任。
于是组织了200多壮小伙子手持红牌站在主席台下,等车子开过来,装做“欢呼雀跃”状,前呼后拥在车子周围,一旦熄火就把车子推出去,总算争了口“政治气”。车子开过了主席台,虽然走到了长江桥头就趴窝了。
据《二汽大事记》载:“9月24日,红卫厂提前6天完成‘十一’战役,装出20辆‘政治车’,开赴武汉参加国庆旅行。由于沿途故障很多,对二汽产品声誉,造成很坏影响。”
“政治车”到底有多少毛病,几乎谁也说不清准确的数字,只记得从1970年到1975年的5年间,几乎每一天的工作就是一项项地善后补救,更改设计。
人们给这车编了几句顺口溜:“看起来龇牙咧嘴,走起来摇头摆尾,停下来漏汕漏水。”
“25Y”被戏称为“二车歪”。
然而,“二车歪”却歪打正着,成了“革命成果”。
第二年,1971年,国家建委召开设计革命会议,特邀饶斌去介绍经验。这真使他十分为难。本来他在“设计革命”中,是一个不指名的受批判者,却要他去介绍这些令人怀疑的经验。他犹豫良久后,只好去参加会议。会上他以实事求是而又委曲求全的态度肯定成绩,指出不足,把责任自已承担了起来。
面对责任,敢于说“我”,这就是饶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