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曾买过一辆外国品牌防弹车，花了100多万元，用的是当年非常稀缺的外汇，我们的才8万元。

原第一汽车制造厂副厂长 范恒光

    编者按：

    从1958年开始参与红旗生产，到1984年离开一汽轿车厂；从1962年第一次护送红旗进京，到1981年红旗停产，他见证了红旗的光荣与屈辱。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红旗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往事？2016年10月28日，在2016中国老汽车人联谊会上，原第一汽车制造厂副厂长范恒光为我们揭开了那段尘封的历史。

    在他看来，有关红旗的质量问题曾有许多不实之词，而亏损问题也有特定的历史成因，无论怎样，他都希望后来者能把大旗扛起来，红旗不能倒下，还得让它高高飘扬。

    我跟着红旗走了58年，快一甲子。回家也都二三十年了，但心里还是想着红旗。红旗光荣的时候，我也光荣；红旗受到挫折的时候，我也感到委屈和不平。

    我从1958年开始参与红旗生产，1984年离开一汽轿车厂。为参加这次座谈会，我们还到红旗事业部去看了，看红旗现在究竟干得怎么样。

    干红旗的时候我多次送红旗进京，分享了红旗的光荣。最光荣的一次是给周总理送车，1962年12月28日总理下令，要立刻调6月份他在一汽坐过的那辆红旗到北京，用这辆车来接待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华。

    之后，铁道部又给沈阳铁路局下了指令。12月28日，东北气温是零下20多摄氏度，傍晚我们把红旗车开到长春站，站长们都在站台上等着我们，车到后立即挂放在从哈尔滨到北京的特快上，由4位解放军士兵站着护送到北京。

    送到北京后，直接开到中南海，周总理握着我的手说“辛苦了”。接着，就收到总理的请柬，邀请我参加国宴。这是多么光荣的事！

    尼克松访华用的全是红旗，不仅在北京用，到上海也用，把尼克松送上飞往上海的飞机，紧接着运送红旗的飞机也起飞，还得飞得更快，到了上海，红旗车先下来，去接尼克松。

    红旗光荣的事情很多，但红旗不光彩的时候、受委屈的时候也很多。

    1958年，红旗一出来就一直戴顶“有质量问题”的帽子，恐怕现在也没有完全摘掉。红旗是唯一被《人民日报》专门提到要停产的轿车，这很少见，也是红旗的屈辱。

    还有，1984年8月赵紫阳在北戴河会议上说，只为我们生产这几辆车，那就别生产了，打肿脸充胖子。我们用车，以后从国外买几辆就行了。

    在这个座谈会上，我谈谈个人的想法，红旗质量问题究竟怎么看？

    第一，我感觉这里有许多不实之词，这个帽子戴得有点冤屈。孟（少农）厂长有句名言，叫“我们干红旗是小学生做大学生的作业”，当时不光是一汽，全国都是这个水平，这种情况下能保证一点没有差错吗？显然是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但我们尽了全力，很努力，而且没有偷懒，小学生干大学生的作业，不可能全对，质量问题必然有。

    第二，1988年上海开始生产桑塔纳，花了多少钱？国家给了多少政策？到1994年，7年时间它拿到了80多亿元的国产化基金，最后国产化率是95%。

    而红旗一分钱也没有，是一汽勒紧裤腰带在做。全国协作配套厂也是靠爱国心在做，国家没给政策，也没给钱，什么零件都没有买进来，最后国产化率是100%。30年后桑塔纳都这么困难，当年红旗容易吗？不容易！

    第三，红旗从生产到停产的23年里，保证了中央领导同志的用车和国事用车，而且基本没出大问题。最大的一次事故是齐奥赛斯库访华时的刹车问题，外宾从燕山化工参观回来下山的时候，一辆红旗车的司机说因瞬间刹车失灵导致车撞到树上，一个部长的膝盖受了伤。

    这是历来出过的最大问题，但后来公安部复查时刹车又没问题，最后公安部也没定性，没有把这个责任落在一汽头上。但是我们自己心里还是有数的，认为刹车可能有问题，因当时红旗车是真空加力器剎车，后来改用双套双管路汽顶油刹车，之后红旗刹车问题就不大了。

    除这件事情外，我们承认红旗车的小毛病比较多，怎么保证中央领导安全用车确实很难，一汽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从1959年送车到北京一直到现在，我们对红旗是24小时全天候服务，而且是免费终身服务。

    另外一个问题，红旗赔钱究竟怎么回事？

    从1958年开始生产到1981年被停产，红旗共生产约1500辆，花了1. 05亿元，其中销售收入5400万元，还差5100万元，基本上是生产一辆赔一辆。

    这个数字在北戴河会议上跟赵紫阳作汇报，一汽一定程度上是希望总理能体谅和支持。但是总理却泼了一盆凉水，“赔钱就别干了”。

    5100万元是怎么赔的呢？

    第一，从定价来说，老红旗大两排座和新小两排座定价3万元，小三排座3.5万元，大三排座不装空调3.5万元，装空调4万元，防弹车8万元。价格都是一口说的，成本究竟多少根本没考虑。

    中南海曾买过一辆外国品牌防弹车，花了100多万元，用的是当年非常稀缺的外汇。这个车我去看过，底盘太低，不能用，进仓库都很困难，最后就成了废物。买辆不好用的车，还花了100多万元，我们的才8万元，所以定价就是不合理。

    第二，用户不一样。红旗的用户都是中央首长，我们不太敢去收钱。我记得很清楚，给北京送车的时候，某部长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不准到中南海去要钱。我说，那轿车厂怎么办？找刘守华（继郭力、饶斌之后，一汽第三任厂长），可刘守华也不敢到中南海去要钱，所以我们1500辆车，究竟有多少要来了钱，根本说不清。

    1959年，我送第一批30多辆红旗到北京，带回30多张白条，都是首长秘书们从笔记本上随意撕下写的，某办或者某机关收到一辆红旗，秘书就在纸条上签个字，而且纸条大小也不一样，拿这个单子能去要钱吗？

    以后有些车是送给中央领导同志试坐，既然送给他试坐，还能要钱吗？那时候生产红旗这种产品，是政治产品，倒过头来算经济账怎么行？23年用了一个亿，应该说用得不多，所以从经济效益来说也不是负数。

    不管怎样，红旗车现在还是站稳了。G20峰会，用的是红旗。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习主席用的还是红旗。红旗没有倒，对红旗指责的话也不能过度。

    现在红旗怎么样，那是红旗事业部的事情，希望他们能把大旗扛起来，红旗别倒下，还得让它高高飘扬。

    （《汽车商业评论》记者高鹏整理。）